刘瑜：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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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这篇文章是刘瑜新书《可能性的艺术：比较政治学30讲》的结语部分。2020年刘瑜在“看理想”平台推出了一个比较政治学的音频节目，这本书是在音频节目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定稿。

在这个结语中，刘瑜总结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。她强调政治现实主义的重要性，因为政治是在一系列约束中运转，政治可能是艺术，但不是魔术。但是同时，她也反对政治虚无主义。她认为，虽然政治现实主义意味着政治作为的半径有限，但是行动的勇气与智慧也会不断拓展政治空间的边界，使“不可能”逐渐成为“可能”。

刘瑜的《可能性的艺术》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。著名哲学家陈嘉映评论说，这本书“写得流畅易读，也写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精彩思考，……当代中国人写的论理文著鲜见，拿起来就难放下。”著名历史学家罗新说：“刘瑜的《可能性的艺术》是我在近年所读非文史类新书中最适合推荐给所有大学的通识读物。”

经作者本人授权，辛庄课堂公号发表此文，以飨读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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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”，这是俾斯麦的名言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俾斯麦为什么说这句话？据说，他是在1867年一次谈话中做这个表述的，而那正是德国统一大业成败未卜的时刻。这时候，俾斯麦正在欧洲各国之间联合纵横，各个击破，为了实现目标，他常常以退为进，以守为攻。为了争取国内的民意支持， 他作为一个反民主人士，却主动开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；作为一个反社会主义人士，他却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奠基。正是俾斯麦的这种灵活性，让他赢得了“政治现实主义大师”的标签。

“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”，表达的正是这种政治现实主义主张。据说，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：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, the attainable -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.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，可行性的艺术，是次优的艺术。这个完整说法，更清晰地呈现了它的“政治现实主义”指向。

关于这种政治现实主义，我举个例子。今天的中美关系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如果我们指望两个国家换届领导人，就能通过运筹帷幄使中美成为“世界上最好的朋友”，这就是art of the impossible了，不现实。但是，如果两国政府趋利避害，小心避雷，保持不温不火的和平，却是可能的，这就是art of the possible了。换句话说，政治是一种艺术，但不是一种魔术。

我刚才举的例子，是在国际关系语境下，但是，放在比较政治学当中，政治现实主义也同样适用。我这本书，如果说必须有一个“中心思想”，或许可以被概括为：“政治创造可能，但是政治亦有其边界”。

关于政治所蕴含的“可能”和“不可能”，我甚至有一个可能非常主观的判断，那就是：政治“可能”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，但是它却“不可能”让它变成天堂。换句话说，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，但是，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。

俾斯麦

大家也许会对我这种“不对称的”的说法有点困惑，为什么政治可能让社会变得非常糟糕，却未必会让生活变得非常美好？这是因为，在我看来，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，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，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，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、自发的社会组织、家庭乃至人性，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。就像《耳语者》一书中的苏联那样，连奶奶都远离孙辈，在家里讲话都要窃窃私语，而中央委员都不得不痛哭流涕地自我批评，但即使如此也难逃被批量枪毙的命运。

可是，另一方面，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，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游戏规则。虽然公平的游戏规则很重要，但是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，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，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，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，除了游戏规则，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、配合是否默契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，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、市场、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。这种不对称，就是我所理解的“政治现实主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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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憾的是，在当代世界，人们普遍缺乏这种“政治现实主义”。我们经常听到一类说法，比如，“某某国家不是国家能力很强大了吗？怎么环保还没有搞好？”、“某某国家不是都民主化了吗？怎么还会爆发冲突？”、“某某国家不是已经换新的执政党了吗？为什么还是那么腐败？”在此类的提问中，都蕴含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假定，就是政治可以神奇地解决一切难题，而政府有义务包揽所有人的幸福。

但是，政治没有那么神奇。说到这里，我不禁想起经济学家索维尔的一句话，他说：经济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，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，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忽略经济的第一原理。这话虽然是句调侃，但道理却非常深刻，因为他指出了政治浪漫主义往往忽略“约束”问题。

政治存在什么约束？当然很多，我们这个课程里就谈到很多，试举几例。第一，社会结构的约束。当一个社会由极端对立的二元阵营构成、并且任何一方都缺乏妥协精神时，鲜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制度可能突围。我书里讲埃及的“裂痕动员”时，讲到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轰轰烈烈的对立，如何摧毁了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；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是另一个例子，红衫军的人数优势和黄衫军的街头优势，使泰国政治陷入僵局。第二，历史的约束。在讲国家能力的时候，我讲到历史上的战争频度烈度，如何深深地塑造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，而这个影响可以延续千年而不灭。在讲文明冲突的时候，我也说到过学者Inglehart/Welzel所画的文化地图，上面刻划着挥之不去的历史烙印。第三，地理的约束。比如，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使它难以形成强国家的传统，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使它步入经典的“资源诅咒”，而美国缺乏天敌的地缘位置，使其能够相对从容地“先发展民主，后建设国家能力”。

Inglehart/Welzel cultural map

但是，或许因为我是个“准文化决定论者”，在这本书里，我强调最多的还是“文化的约束”。这种约束在不同国家以不同形式体现：在俄罗斯，强烈的民族主义助推俄罗斯走向“不自由的民主”；在印度，“表亲的专制”削弱政治竞争的有效性；在阿富汗，宗教极端主义的阴影使得民主转型难以落地；在委内瑞拉，经济民粹主义观念的盛行，让民主制度最终走向自杀；在泰国，对程序正义的蔑视，让它难以摆脱不断政变的循环。换句话说，当观念的水位太低，所谓宪法就成了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废纸而已。

我在书里反复强调一点：“政治在社会中”。其实，“社会”在这里是一个笼统的表述，分解开来就是“政治在社会结构中”、“政治在经济中”、“政治在历史中”、“政治在地理中”以及最重要的，“政治在文化中”。中国人说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同样，好的政治很难在逼仄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地理、历史空间中长成参天大树。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写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间让“大地旧貌换新颜”，这种心态，说好听点是一种浪漫，说难听一点，则是一种懒惰。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，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。在人们学会宽容、学会耐心、学会同情性理解、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，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。好的政治给每个人一张上船的船票，但是船能否到达目的地，则取决于船员们的驾驶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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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政治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虚无主义。政治是有限的，但并不是无用的。这一点，我在发刊词中说到过，对比朝鲜和韩国、东德与西德、海地和多米尼加、今天的委内瑞拉与20年前的委内瑞拉、今天的德国和80年前的德国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，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为一种“艺术”的力量。相似的历史、相似的地理、相似的社会、相似的文化，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，可以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。改善的游戏规则未必会使一场球赛精彩纷呈，但它至少是一切可持续比赛的前提。

在书里，我谈到了“政治创造可能性”的各种路径。比如，政治选择的路径——在南非，虽然社会结构极度撕裂、历史记忆充满创伤，但是新旧两个政治领导集团通过妥协与分权，使南非实现了转型的软着陆。还有经济政策选择的路径。智利身处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，在右翼威权政府倒台后，仍然坚持了温和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，使得智利经济成为拉美地区的佼佼者。我们还谈到集体行动的路径。美国国家能力的建构，和许多其它国家不同，不是缘起于密集的战争或发达的文官制政府，而主要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运动。在韩国，新的政治可能性则来自于观念的变迁——当观念水位不断上升，人们甚至超越其经济理性，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重新缔造制度。

在所有这些故事中，我们发现，尽管历史、地理、社会、文化构成政治发展的约束，但这些约束不是牢笼，每个社会对其政治未来，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。这个余地一开始也许只有十厘米，但是，通过行动的勇气与智慧，它可能扩展为十米、一百米、一万米，直到打开新的天地。

哪怕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政治文化，似乎是一个国家的胎记，但是，就像我在“文明的冲突”那两节中所说的，文化不但可能变迁，在一个大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，它甚至可能非常快速地变迁。80年前的德国人，默许了纳粹政府屠杀600万犹太人，但是今天的德国人，成为整个欧洲最欢迎移民的群体。90年前的日本人，忙着刺杀一切有和平主义嫌疑的政治家，但当代有跨国民调显示，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愿“为祖国而战”的国民。历史是文化的作者，但绝非它的唯一作者，甚至可能只是它的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作者。

津巴布韦本国货币崩溃

当然，反过来，政治在“创造可能性”的同时，也时常收缩可能性，把本来辽阔的空间从1万米缩成100米、10米、10厘米。我们谈到过阿富汗，70年代时本来处于现代化的入口，但是，极左力量的崛起引发苏军的入侵，苏军的占领激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，原教旨主义引发内战，政治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一个国家的道路越走越窄，直至山穷水尽。我们还谈到过伊拉克，萨达姆不是什么伊拉克救星，他的统治下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发展与和平，事实上，正是他把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拉进了无穷的战火。我们也提到过津巴布韦，1980年独立的时候，充满希望、百废待兴，但是，穆加贝的族群政治、民粹主义以及大权独揽，让一个非洲粮仓沦为通货膨胀的传奇。政治是艺术，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艺术。

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艺术之间，是政治行动。行动需要勇气，需要道德觉醒，需要有一个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险，从人群中站出来说：对不起，国王，你并没有穿衣服。在关于“平庸之恶”的讨论中，我讲到过，恶的泛滥未必需要多少“坏人”，往往只需要一个“魅力四射的疯子”加上无数“不假思索”的人。在这个“1+N模式”中，一个普通人要从“不假思索”中出走，他必须跳出“此时此刻”，获得一个更高更远的视角，足以看到历史深处的亡灵，以及道路尽头的悬崖。

但政治行动不仅仅需要勇气，也需要节制。泰国反复的政体振荡说明，狂热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毁民主，以自由的方式摧毁自由。而委内瑞拉式的经济崩溃则说明，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缰绳，可以像海妖的歌声，把无数船只引向触礁与沉没。很多时候，比左右之争、东西之争、普世与民族之争更重要的，是狂热和温和之争，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，是感叹号和问号之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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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我想补充的一点是，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在公共领域写作，而且尽量用非学术化的语言和读者交流，所以常常被贴上一个标签，叫做“政治学常识的普及者”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标签有点不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仔细想想，政治学几乎没有常识。你对政治学了解越多，就越会意识到，政治学没有常识。你觉得“民主”是常识，但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——麦迪逊甚至说，“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苏格拉底，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会是一群暴民”。你觉得“自由”是常识，但很多左翼会追问：谁的自由？哪有没有阶级属性的自由？你觉得“平等”是常识，可是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，常常带来一败涂地的悲剧。我能普及什么呢？更多的时候，我普及的不是所谓“常识”，而恰恰是迟疑。

有时候，我会为政治知识的这种“原地踏步”而绝望。在其它领域，人类的进步令人惊叹。直到现在，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仍然感到难以置信：人类怎么这么聪明？居然能造出这么一个笨重的家伙，而它能在天上飞十几个小时？吃到改良水果的时候，我也特别感恩：他们到底对葡萄和西瓜做了些什么，怎么这么好吃？全球气候变暖运动的扩散，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：地球平均温度200年里上升1度，这么微妙的变化，居然被人类发现了，而且分析出它的前因后果，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全球运动。有一年我看一个舞台剧，表演和特技、音乐结合得太完美了，我几乎热泪盈眶，感慨人间真是不虚此行。

所有这些文明的成果都让我敬畏，但是，转身看一眼政治，立刻泄气了：虽然人类已经能够上天入地、呼风唤雨，但仍然会为能不能退出一个宗教打得头破血流，为一句刺耳的言论付出沉重代价，为一句口号沦为无法退出的实验品，为一场选举而反目为仇。同一个物种，居然会同时如此智慧和愚蠢，伟大和狭隘，勇敢和懦弱。

不过，另一些时候，我又觉得，没有常识未必是一件坏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知识是确切的，专制就是必要的。恰恰是知识的不确定性，让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情境中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，并以这种思考成就人之为人的尊严。

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，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，推上去，掉下来，再推上去，再掉下来。或许有人认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种徒劳，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许正是对自由落体的抵抗。政治复杂到令人绝望，但也正是这种复杂，让思考充满乐趣，让自由成为必要，让未来涌现无穷无尽的惊奇。

选自刘瑜《可能性的艺术：比较政治学30讲》，理想国/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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